引言
1944年春季至年终，日军于我国战域展开了其最后的战略性攻势，此战役被称之为“一号作战”。在整个一号作战期间，日军所遭遇的最坚定且顽强的抵抗，莫过于在衡阳的激烈交锋。当时担任第十军军长的方先觉，坚守该城超过四十日，在中美空军的协同作战中，屡次给予日军重创，成为抗战后期最为瞩目的守城战事之一。然而，面对援军迟迟未能抵达，日军终于突破防线逼近衡阳的关键时刻，方先觉不幸率领部队投降，成为了“一号作战”中向日军投降的最高级别将领。方氏一人兼备英雄与叛将的双重身份，这种反差的鲜明程度，令人难以忽视。
然而，围绕方先觉的历史争议，并非在于对其功过得失的评判，而是聚焦于他是否曾叛变投敌。在此问题上，台湾地区的文献普遍予以否认，而大陆的观点则恰恰相反，往往给予积极评价。据我所观察，双方所依据的主要论据均为衡阳之战的参与者日后所提供的证言。鉴于两岸的政治背景存在差异，这些证言自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从而形成了各自为证、各执一词的格局。然而，由于双方均未能提供原始证据，各自论点的可信度因此受到局限。
事实上，此案之所以难以分辨是非，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蒋介石昔日所作的裁决。为此，本文将分两个层面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一方面，我们将对方先觉是否投敌这一核心问题，提供原始的实证资料；另一方面，我们将深入探讨方先觉案件与当时中国政治局势之间的紧密联系。本文主张，揭开此案与政治之间的种种纠葛，方为问题的关键所在，唯有如此，方能透彻解答蒋为何坚决拒绝方投敌之举。
衡阳战事与政治
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目标，旨在实现平汉铁路与粤汉铁路的连通。随着河南战役的胜利，平汉路得以基本贯通，日军随即发起了对湖南的攻势，旨在打通粤汉路。1944年6月18日，长沙沦陷，战局的焦点随即转移至湘南的衡阳。衡阳地处粤汉与湘桂铁路的交汇之处，其能否成功抵御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并阻止其侵犯广西，关键在于能否坚守衡阳。在此背景下，衡阳战役的战略重要性迅速凸显。
6月初，方先觉部抵达衡阳。尽管名义上下辖四个师的编制，实则因兵员严重不足，整体兵力不过约1.7万人。6月22日，衡阳战役正式拉开序幕。鉴于长沙之战的失利，重庆统帅部起初对守军信心不足。6月23日，军法总监何成浚记录道：午后，他参加了各部会的汇报。军令部汇报了战况，指出衡阳正受到倭寇的严重威胁，守军实力薄弱，敌军若发起攻击，衡阳的命运将与长沙无异。回顾过往，军令部的评估显然过于保守，方先觉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成功抵御了日军的猛烈进攻，从而稳固了战局。
任何一场战役，其战略价值越高，其政治意义也就越显著，涉及的政治层面也越为广泛。衡阳战役便是典型案例，自战役打响不久，便不可避免地与一系列政治议题紧密相连。
鉴于国民党军队连番遭受重挫，美国对蒋介石的信任渐生动摇，于7月7日，罗斯福总统提出建议，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将军。在此情形下，蒋于日记中言及：“我对此事仅持三种策略，即拒绝、接受与缓和，以此作为应对之策。后经深思熟虑，决定采取缓和的态度。”翌日，蒋向罗斯福总统回复电报，提出此事需要一段准备期。同日，蒋亦致信华莱士副总统，强调中国战局“远未达到您在各地所听闻的那么危险与绝望，这一点将随着未来事实的发展得到证实”。将这两封电报的内容结合起来，便可窥见蒋所采取的缓和策略。
史迪威指挥权的提出，源于战局所面临的严峻危机，蒋委员长自然深知，此问题能否得以缓解，并非在于文字游戏的高低，而在于战局的稳定与否，以及是否能够出现好转的迹象。所谓缓和，实则是一种策略性的拖延。意在战场之上争取先机，待战局趋于稳定之际，再就史迪威问题展开具体协商，以期达成一个对我方有利的解决方案。蒋对美方承诺，将以未来事实的展现作为验证。至于“证明”的具体表现，显而易见，当时中国战场的核心区域在衡阳，因此史迪威问题的缓解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衡阳战役的结果。
在如此背景下，蒋氏持续强化对衡阳的战术指导。7月20日，蒋在日记中记录道：“若援军能顺利取得进展，衡阳之败局或许可得以扭转。虽然军事上的忧虑令人心慌，但尚不足以称之为危机。然而，对于美国外交的颓势，它却成为了精神上最为沉重的打击。但若真能得到上天的眷顾，军事上取得胜利，那么外交上的危机亦能转危为安。”于此之际，蒋公明确地将衡阳之战与我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紧密相连。
史迪威
衡阳之战与中国政治的关联，在形式上与史迪威事件存在显著差异。它并非直接摆在蒋介石的案头，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实存，即国共谈判的进程与趋势。一号作战于四月拉开序幕，而国共谈判则在五月启动，这两个进程在时间上几乎并行进行。正因这一特性，国民党军在各个战场的胜负，实际上对国共谈判的进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共两党的谈判始终以双边关系的维护与发展为核心议题。5月底，伴随着汤恩伯部在河南战役中的惨痛败绩，中共果断突破既定框架，首次向敌方明确提出了全国性的政治诉求：“恳请政府推行民主政治”。6月5日，双方代表于重庆就谈判提案进行了交换，自那之后，双方均未对彼此的提案作出回应。显然，备受全球关注的衡阳之战及其最终走向，不可避免地会对此次谈判产生实际影响。
概而言之，无论是从军事还是政治的角度考量，衡阳战役均成为了整个一号作战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愿主赐予我衡阳战役的胜利，我将立于南岳之巅，建造一座巨大的铁十字架，以此报答主恩。”此番豪言壮语，充分体现了此次战役在他心中的重大意义。
8月2日，美国方面晋升史迪威为上将，这一举措明显是为了安排其接管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当天，蒋介石一方面致电史迪威表达祝贺之意，另一方面又向方先觉发出电报，强调道：“衡阳之战的胜负，实关乎国家之存亡，绝非一般战役的胜败所能比拟。”当然，所谓的“绝非一般战役的胜败”，方先觉恐怕难以透彻理解其深意。为鼓舞士气，蒋中正先生于7月24日及8月4日，相继向葛先才、周庆祥两位师长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尽管竭尽所能，衡阳终究在8月8日沦陷。获悉衡阳沦陷的消息后，美国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立即展开了积极响应。
如前文所述，史迪威将军指挥权的提议初现时，蒋介石便制定了一项缓解策略，并承诺“日后的事实将能够验证其有效性”。衡阳的沦陷让美国人从蒋介石那里获得了截然相反的“证据”，由此，史迪威问题亦难再平息。8月10日，罗斯福再次向蒋介石发出电报：“当前中国战场的局势愈发严峻，史迪威将军一事必须立即着手处理，否则时日将不再允许我们有所迟疑。”这里的“立即行动”意味着蒋介石将不再有缓和局势的空间。9月16日，史迪威在信中向宋子文指出，湖南的战败已导致有组织的抵抗力量崩溃；他进一步分析称，蒋介石亟需任命一位具有全面指挥权的统帅，理想人选为华人。然而，他认为这样的人选并不存在，因此建议寻找一位外籍人士。这一言论使得美蒋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张。
衡阳失守影响国共关系在此之前，国共两党的关系发展前景尚不明晰。自双方在6月初交换了谈判提案后，彼此均尚未作出回应。随着战事落幕，双方即刻开始交换回应。8月10日，国民党方面代表王世杰致信中共代表林伯渠，指出中共对民主政治的诉求过于笼统，因此予以拒绝。次日，即8月1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由毛泽东亲自拟定的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在这篇社论中，毛泽东还亲笔添加了一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显然，毛泽东的思考焦点是将衡阳的陷落与政治改革紧密相联。
社论发布之际，毛泽东对林伯渠下达指示：“衡阳的失守使得敌后战场的抗战地位愈发凸显，我军四十七万将士的英勇奋战理应得到政府的全面认可。关于第五军和第十六师的事宜，暂且搁置不谈。”“敌后抗战中的中共地位日益凸显，此一地位因衡阳的陷落而变得更加关键。换言之，衡阳之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五军十六师”曾是中共提出的一项重要条件，随着中共地位的变迁，这一条件亦随之调整。然而，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远不止于此。8月17日，即衡阳沦陷后的第十日，毛泽东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设想，随后由林伯渠在重庆公开发表。自此，国共两党的谈判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鉴于衡阳之战与政治格局紧密相连，因此，身为该战的主帅，方先觉是否选择投降，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抉择，它同样关乎政治，尤其是与蒋介石的政治利益紧密相连的问题。
方先觉
衡阳的败绩对蒋介石的政治地位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然而，问题在于，一旦战败后主将选择投降敌人，这无疑将演变成一场严重的政治丑闻，进而对蒋介石产生更加深重的政治影响。这种双重的政治压力一旦形成，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它不仅会使蒋介石在美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颜面扫地，还将进一步削弱他在交涉谈判中的地位，加剧他内外交困的困境。
归纳问题所在，方先觉是否投敌的行为并非孤立，而是与蒋介石的政治利益紧密相连。因此，蒋介石必然将这一方案纳入全局考量，根据政治需求作出最终裁决。
方先觉投敌。
“城池沦陷之际，方先觉军长感慨万分，深感……”（指蒋介石———引者）激励之下，他毅然率领部众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街巷搏斗，直至筋疲力竭，自身无法自戕，终为敌人所擒。8月8日拂晓时分，方军长深感战局已至绝境，遂举枪自尽，幸得辎重团长李绶光、副官王洪泽挺身而出，将其击落。枪声虽响，子弹却未击中。敌军趁机逼近。方军长及多位师长、参谋长等高级将领均被掳获，求死不得。
以上记载，焦点始终集中在“宁愿自尽也不愿被敌军俘虏”这一说法上。然而，方先觉是否选择自尽，并不能直接证明他是否背叛了祖国。过分强调自尽这一点，实际上是对问题本质的偏离。评判方先觉是否投敌，关键在于他是否提出了投降的条件。
据白天霖所著，方于在被日军俘虏后，向对方提出了三项要求：（1）确保所有被俘官兵的生命安全，并允许他们得到必要的休息；（2）对受伤者提供必要的医疗救治，并对阵亡的官兵进行庄重的安葬；（3）坚守衡阳城的守军绝不允许擅自离开。本记录包含两大关键点：首先，这三项要求是在被俘之后而非之前提出的；其次，这些要求仅关乎参战官兵的荣誉与权益，丝毫未触及政治层面的任何条件。若这两个关键点得以确认，则可推断这并非一项投降的条件。
日方史籍记载迥异。据史料记载，8月7日傍晚时分，日军观察到守军阵地升起了白旗。随后，自当晚9点起，守军部队陆续放下武器。当晚，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便与日方展开停火谈判。至次日清晨，方先觉将军与日军正式签署了停火协议。此记载包含两个关键点：首先，守军阵地升起白旗的行为，与当时其他信息来源的报道相符。本文后续内容将展开。先竖白旗，后求停火。日方的记录至少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白旗降下的背景下达成的停火协议，显然并非一项荣耀的协议。然而，鉴于日方对停火协议的具体细节始终秘而不宣，方先觉的投敌嫌疑依然无法据此得到确凿的证实。
参与了全部过程的饶少伟提供了证言。饶说，8 月7日傍晚，方先觉召集四个师长商讨最后的行动方案。方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 尔后，方指示孙鸣玉拟出七项投降条件，大意：（1）请求保留第十军的编制；（2）要求日军进城时不得杀害俘虏；（3）要求日军对受伤的官兵给予人道待遇；（4）要求日军立即停止交火；（5）要求日军派遣飞机将方先觉送往南京面见汪精卫。其余两项饶已无法忆起。8月8日，日军接受了方部的投降请求，却拒绝了其提出的条件，最终方先觉无奈接受了无条件的投降。
方先觉虽从有条件投降转变为无条件投降，形式上虽略有差异，但其本质并无二致，归根结底均为投降之举。问题的关键在于，方提出将人送至南京面见汪精卫的请求，这一行为在任何一个层面上，无疑都构成了明显的政治变节。
接下来的焦点在于，饶少伟的陈述是否可靠？数十年来，方先觉之案之所以众说纷纭，真相难辨，归根结底，是因为无人能够找到那份投降条件的原始记录。实际上，重庆统帅部在衡阳沦陷仅一周之后，便已掌握了方的投降条件。
8月15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记录道：“据梁团长子超于联络站通过电话透露，七日前，围攻衡阳的敌军已成功突破三个防线，擅自闯入城内。方军长随即派遣其副官处长向敌方提出六项交涉条件，寻求沟通。”1. 不撤除武装，不拆分编制；2. 在指定地点进行集中训练；3. 对受伤的官兵不得予以杀害；4. 将其运送至南京；5. 确保生命安全；6. 安排家属至安全地区。然而，最终结果却令人失望，他们并未接受这些条件。反而将副师长以下的干部充任工头，负责清理街道。在我军飞机的轰炸下，逃亡的人数众多。
一方面，方先觉所提条件是在8月7日城池陷落之前提出的；另一方面，记录中确实包含了一条“送往南京”的内容。前者充分证明对方提出了降服的条件，而后者则有力地揭示了对方的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梁子超提出的六点与饶少伟的五点，虽在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异，但其核心内容却大体一致。综合比对这两者的观点，关于方先觉是否投敌变节的疑问，便可得出一个明确且肯定的结论。
8月8日战胜敌军之后，次日8月9日，方先觉接受了日本记者的专访。记者提问：在无条件投降之际，您的内心感受如何？方先觉回应：先前低估了日军的实力，尽管依托稳固的阵地和驻渝的美空军支援进行抵抗，但最终还是被日军强大的战斗力击败。在采访中，方先觉还透露了自己希望与汪精卫会面的意愿。
饶少伟笔下记载，至九月底，日军取方先觉姓名中之“先”字，与和平之意象“和”字，将方部更名为“先和军”，方先觉担任军长之职，四位师长依旧维持原有职位。彼时，敌伪媒体亦对“先和军”有所报道，然而方先觉在同年十二月返回重庆后，坚决否认此事。本文分析认为，“先和军”之名实难副。众多资料表明，方等依旧处于监控之下，难以真正掌握军队指挥权。日本方面之所以组建所谓的“先和军”，其主旨在于宣传。
尽管方等依旧处于监管之下，然其身份已降为降将，故而日军对其看管相对宽松。在当年的十月，周庆祥与孙鸣玉成功脱身，而饶少伟与方先觉则分别在十一月各自离开了衡阳。
此为方先觉投敌论证。
“最后一电”存疑
在衡阳战役的整个进程中，还涌现出一则颇具影响力的轶事：即在衡阳城沦陷的关键时刻，方先觉等六位最高级别的守军将领联名向重庆统帅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与方先觉是否投降敌人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不同，这一事件几乎未曾引发任何异议。
“自今晨敌军从城北突然闯入，我军随即在城内陷入激烈巷战，伤亡惨重，已无兵员可供继续阻截。我们决心以死报效国家，竭尽军人职责，绝不辜负您平日悉心培养的厚望。此电或成诀别，愿来生再会。”
此电文彰显了一种正气凛然、视死如归的英勇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取义成仁的至高境界。因其宣传效果显著，当时便被众多媒体广泛传播，而后续则被收录于台湾相关史籍中，成为抗战时期最为知名的绝命电之一。在历经四十余日的激战之后，这封荡气回肠的最后一电应运而生，前后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因此，衡阳之役在诸多著作中成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传奇故事。
在浏览众多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察觉到这份电报的真实性疑云重重，然而，似乎鲜有人对此公开提出质疑。实际上，最早对这则电报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的，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当然，徐永昌的质疑仅限于私下场合，且并未对此事进行深入探究。
8月7日，徐永昌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两份由衡阳传来的方先觉的电报内容：“方虞未电，透露衡城北部已被敌军侵占，其余阵地正遭受猛烈攻击，局势万分危急。而方虞申电则报告，衡阳已陷入激烈的混战之中。”其中，“虞未”指的是当日下午1时至3时发出的电报，“虞申”则是指随后下午3时至5时发送的又一封电报。尽管未能接收到那份“来生再见”的最后一封电报，但该电报的来源已查明，它源自侍从室。
8月8日，徐永昌有所记载：“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通过电话传达了方先觉军长等人的阳戌电给委员长”。林蔚，字蔚文，当时担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所谓“阳戌”，指的是8月7日的傍晚七点到九点。随后，林蔚通过电话口述，徐永昌一字一句地将方先觉的这封绝笔电文记录下来。林蔚念毕，他说：“委员长下令将此电文编入次日发布的战报”，意味着要求立即公开。在那时，重庆军委会不定期向社会公布战事消息，即所谓的战报，这一工作由军令部具体负责。既然委员长决定将方先觉的电文作为战报内容发布，这就需要经过徐永昌的手续。
接获林蔚来电后，徐永昌凭借丰富的军旅经验，对该电文产生了疑问。他立刻向林蔚表示：“按照常规，方先觉的电报应直接提交军令部，再由军令部递送至侍从室。然而，这份最后的电报却绕过了军令部，直接发送至侍从室，这显然与常规流程不符，因此我对电报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怀疑它是他人代为起草的。”
徐对方电抱有疑虑，加之蒋的急令要求即刻公布，徐遂向林蔚提出了另一个疑问。徐言：“若万一方等被俘后遭遇不雅之事，岂不让人贻笑大方。”总之，徐坚决反对发布方电。继而，蔚文笑称该电报并非虚言，并言及方于衡阳通电之际，曾亲自向委员长立誓，誓死坚守此意，此后亦始终以此意旨通电报告。“即便方电确有其事，我们亦当防患于未然。我又何必为这区区两三天的时间而争执不休呢？”即建议暂缓发出方电，待对方动态明确后再行发送，如此可留有余地。经过徐的多次阐述，“蔚文意动，认为可以稍作等待，再行处理”。尽管蒋委员长对此意见表示暂缓发表，林蔚却迅速通过电话回应，称“委员长认为即便被俘亦无惧”。他依然坚决主张即刻发布。因此，8月9日，军委会战讯正式发布了方所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
这是一段颇具趣味性的对话。徐永昌似乎成了首位得知方电的人选，而与此同时，徐先生也是最早对电报内容的真实性产生疑虑的。基于此，本文将提出以下几点疑问。
第一，关于方电的出处。林蔚的电话通报只是方电信息的第二次转发，那么侍从室又是如何得知方电的呢？根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的记载，蒋介石在8月7日下午三时突然接到空军来电，转达了方先觉军长等人的来电内容。（见前）此乃方电的来源。空军通过电话将信息传达至侍从室，侍从室随后亦以电话形式知会徐永昌，并指令其予以公布。换言之，这份数十年来在众多报刊与史册中反复提及的绝命电，实则仅凭两个电话的口头传递，整个过程并未留下任何电报文稿。更为令人困惑的是，当侍从室向徐永昌传达消息时，也未出示空军的电话记录文稿，而是由林蔚口头描述。这份完全以口述方式构成的所谓“电话电报”，未曾留下任何可追溯的痕迹，因而永远无法得到查证与核实。
第二，方电时间。“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于七日晚十时发出电报称……”总结而言，“下午3时”、“戌时”、“晚10时”，方电提及了至少三个不同的时间点。这些时间上的差异暴露出明显的虚构迹象，进而表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方电的来源根本无法信赖。
第三，方电上报流程。此乃徐永昌所提出之疑问。方先觉于八月七日，自衡阳发出虞未、虞申两份电报，均依照常规流程，提交至军令部。这份最后的电报却出人意料地绕过军令部，直接发送至侍从室。由于上报的程序不符合常规，徐对此产生了怀疑，认为这可能是他人代为拟定的。
第四，若是方电于午后三时经空军转发，那么，徐永昌何以同时接获虞未的电报，又何以能收到比三时稍晚的虞申电？若该电确系戌时或十时发出，依据梁子超、饶少伟的证言以及日方资料，届时方部已然高举白旗，向日军递交了投降的条件。一个索求“送往南京”之人，却在同一刻立誓“来生重逢”，如此巨大的距离，无论是从情感还是理智的角度来看，都显得过于荒谬。
饶少伟，国民党军政部第六军官总队总队。
第五，方电来源衡阳？此电署与饶少伟的名字有所关联，然而饶少伟本人却明确指出：“我未曾涉足此事，亦无人与我提及，直至逃至郴州，方才在报章上见到相关报道。”换言之，在郴州报纸刊登之前，饶对该电报内容一无所悉。作为众多知名师长中的一员，饶至少无法证实该电报确实源自衡阳。
第六，方电有“巷战”一词。“这并非巷战，因为城内已是废墟遍野，巷道已无处可寻。”徐永昌所记录的方先觉与虞申电的电文，亦将战事描述为混战，而非巷战。巷战一词与实际战况有所出入，似乎更像是一位旁观者，根据常理推测出的战况景象。
总的来说，关于方电的疑点颇多，其解释显得漏洞百出。基于此，该电究竟是否出自衡阳的方先觉之手，抑或是侍从室所伪造？本文暂不给出定论，而是保持怀疑态度，以待后续进一步研究。
蒋裁决及依据
概括而言，蒋氏对方先觉案之判决，纯粹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动用权力手段，人为地掩盖了投敌者的叛变行径。鉴于其破绽层出不穷，蒋的处理方式呈现为一个持续追加裁决的流程，这一流程的起点则是在发布最后一份电报之际。
在方先觉失踪的当下，徐永昌提议暂缓发布方电，以保留回旋空间。然而，蒋介石却下令立即公布，实则是对空间的无视。若单从表面来看，徐的建议既合乎常情，又充满理智，相较之下，蒋的决定则带有明显的赌徒心态，既缺乏情理，又显得不合逻辑。关键在于，徐的考量是基于具体事态的分析，而蒋的决策却并非基于对具体事态的审慎考量。方电之文，宣传力强，正值衡阳战事失利，蒋介石亟需迅速发布此电，以消除战败所带来的阴霾。
‘我们发誓以生命报答党和国家，勉力履行军人职责，绝不负主席多年培养之深意。’由此可见，这是二十年来黄埔军训练的辉煌成就。”“方军长的‘最后一电’，正是我国抗战胜利的坚实保证。”社论中还提到：“在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国作家都德创作了一部小说，名为‘最后一课’，旨在激发法国人民的爱国情怀。衡阳守军以四十多天的时间创作了这首‘最后一电’悲壮的史诗。”
《扫荡报》对方电的宣传阐释，将其宣传效果推向了顶峰。原本，衡阳的战败对蒋介石的声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通过方电的发布，蒋介石被塑造成了一位军人楷模，而这位楷模又源自“钧座平生作育”，因此，蒋介石不再因战败而羞愧，反而因培养了一位军人典范而光彩夺目。原本，衡阳失守的战略后果极为严重，然而通过“最后一电”与“最后一课”的巧妙类比，方电被赋予了史诗般的地位。既然被视为史诗，自然应当受到赞颂，而赞美之声一旦兴起，战败的责任也就无需追究，也不必进行解释。原本，衡阳之战在结果上是一场败仗，但得益于方电所展现的凛然正气，这场战役被宣传为精神上的胜利，即“黄埔建军的成功”。
归根结底，在《扫荡报》的妙笔生花之下，衡阳之败竟被塑造为“胜利的保障”。如此一来，蒋介石的责任得以解脱，战败的后果被有意淡化，国民的目光也被巧妙地转移开去。《扫荡报》似乎并非在阐释方电的内容，而是在阐释蒋介石为何坚决发布方电的背后动机。
方电宣传成效显著。侍从室中的唐纵于日记中感叹：“方电一读，不禁黯然神伤，热泪涌上眼眶！”铨叙部次长王子壮亦在日记中记述：“方电阅毕，心中凄然，几乎欲绝，一切事务皆感杂乱无章。”然而，正当方电广受关注，感动无数人之际，局势却急转直下，事情迅速发生了变化。
8月10日，恰在方电发布之次日，有关方先觉投降敌方的消息便接连而至。徐永昌在记录中提及：“军令部情报二厅报告，接收敌方广播，内容描述方先觉率领师长等人举起白旗投降的经过。”情报二厅，乃军令部负责情报工作的部门。蒋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怎样的？徐的记录显示：“中午收到蔚文来电”（话）委员长紧急指示，务必反驳敌方恶意的人身攻击。蒋介石随即迅速作出反击的决策。。针对此点，徐再次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言道：“该军坚守城池已达四十余日，事实虽不尽如人意，但何必反戈一击。况且，一旦敌方占据上风，若双方相互争执，敌人便易于施以威胁与利诱，从而让方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徐的言外之意，便是反驳对方所处境地的更为不利。
既然蒋已选择进行反驳，难道是接到了别样的信息？事实并非如此。徐记载：“蔚文所述，系由衡阳脱逃的工人传来，言及该军曾高举大白旗，派官员与敌军洽谈投降条件，然遭拒绝，随后遭受炮火攻击，最终被迫投降。”由此可见，侍从室通过其内部渠道获取的信息，依旧是一则对方先觉不利的消息。
方先觉并未在战斗中牺牲。如前所述，在生死未卜的关头，蒋介石下令发布其最后的电报，这一行为带有浓厚的赌博色彩，实则是在赌一方必死无疑。如今，至少“来生再见”这一言辞已不再适用，蒋介石的赌局已然落败一局。问题是，方是投降还是被俘？
日军对方先觉投降所发布的广播，实难作为确凿之证，而衡阳工人所描述的情景，亦不免带有传闻之嫌。这两则消息，均不足以充分证实方先觉投敌的事实，然而，它们无疑都并非令人振奋的消息。徐永昌之所以不主张反驳，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既然方已落入敌手，若双方“各执一词”，日军很可能令方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单从这一角度考量，徐的观点显得既合情又合理。相较之下，蒋介石未经消息核实便下令反驳，不仅不合情理，实际上等同于进行新一轮的赌博。困扰之处，与前次关于发表方最后一份电报内容的争议如出一辙。此次，徐的观点依旧秉持着针对具体事务的分析态度，而蒋的看法则依然偏离了这一原则，未能就事论事。
蒋的意志坚如磐石。在8月12日的记录中，徐这样记载：“午后，于黄山会面。”（报）蒋先生针对敌广播中提及的先觉等人投降一事，明确表示目前并无此类事件发生，并坚决予以否认。尽管其意图良好，但其中的苦心孤诣可见一斑。自8月10日以来，蒋先生再次发布声明进行反驳。关键不在于是否选择反驳，而在于反驳的依据何在。那么，蒋先生的依据究竟是什么？他强调“现在中国人决无此事”，这表明他所依赖的是一种抽象的政治理念，而非具体的事实证据。这种以概念而非事实为依据的反驳，恰好反映了蒋先生“意至善而良苦”的深层用意。
若持续进行反驳，便不可避免地得采纳对方的正面宣传。徐记载：“针对方事之宣传，今日午间，蒋先生再次与文伯商讨文字，文伯似乎显得格外谨慎，而蒋先生则认为应当立即发布。”张治中，字文白，“文伯”或许为笔误。张治中当时担任军委会政治部长，负责管理有关方先觉的宣传事宜。在方先觉投降敌人的消息传出后，面对方先觉的宣传问题，张治中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主张留有空间；而蒋介石则坚持“立即发布”，即不留任何余地。
并无事实根据，却又毫不妥协地坚持反驳、坚持宣传，面对蒋的这些反常之举，一度甚为不解的徐永昌最终识破蒋之用意，徐在日记中做出这样一个结论：“知其仍系不耘求获之计 （何如退而结网）。”
耕作而不求有收获，是我国传统的一种行事理念，强调的是无论成败，关键在于付出努力。换句话说，注重的是过程而非成果。而“不耕而获”则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含义呢？这指的是不经过耕耘劳作就期待收获，即不劳而获的意思。在徐永昌的观察中，蒋公对于方先觉事件的处置，实则违背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将是非的评判标准颠倒。在他看来，过程如何并不构成关键，结果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尺。换句话说，即便方先觉有变节投敌之行，也绝不能承认其事实，更不能予以认可。
将问题串联起来，当初徐永昌坚决主张暂缓发出方电，其心中的顾虑源于“若我方一旦被俘，若发生不名誉之事，岂不让人贻笑大方？”而蒋介石则信心满满地宣称“即便被俘，亦无需担忧”。如今，一切真相大白。蒋之所以显得如此自信，并非源于对方对其个人的特殊信任，而是源自对他自身处理方式的坚定信心。即便面临被俘的风险，他依旧从容不迫，这表明蒋在起初便已确立了这种“不耕而获”的策略。
或许是由于方电那句“来生再见”的誓言所引发的舆论效应，当方成功降敌的消息在重庆高层传开之际，公众的第一个反应不假思索地便是本能地予以拒绝。8月11日，军法总监何成浚在日记中记录道：“传闻倭寇播报称我方军长曾先后向他投诚，此等说法实难以置信。或许在倭寇攻入城内之际，我方军长试图逃亡，途中不幸遭遇拦截，筋疲力尽后被俘，但这一切仍属未知。倘若真如传言那般，即便被俘也坚贞不屈，其忠诚与勇敢必将为后世传颂”。此处我不仅本能地对方之投降敌军的传闻予以抗拒，更在主观上构拟了一个堪称壮烈的设想：他奋力突围，终因筋疲力尽而被俘。
何成浚，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
然而，梁子超透露的方先觉投降敌方的条件，无情地戳破了公众的种种揣测。8月16日，何成浚在日记中记录道：“第三师团长梁子超于前日趁我空军轰炸衡阳之际逃脱，而敌军云寇部已于本月七日突破我军防线，攻陷衡阳城。方军长见形势已无法挽回，遂派遣副官长向敌寇提出六项要求。”何评论道：“唉！方军长历经四十余日激战，声名远播，即便是平庸之辈和孩童，也都对其忠诚与勇猛交口称赞。若能坚持到最后，以身殉职，那么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张巡守卫睢阳的壮举便不再独占鳌头。然而，在关键时刻，却因一念之差，从民族英雄沦为降将，留下百世难以抹去的耻辱。听闻此事后，我内心实感痛惜与愤慨至极。”
先前，徐永昌之所以对反驳持保留态度，其顾虑在于：“一旦方先觉已落敌手，若双方展开唇枪舌剑，敌人便有可能以威胁利诱的手段，让方先觉更加出洋相。”不幸的是，他的担忧成真了。8月15日，日军公布了方先觉此前致重庆的电报内容，其中包含“职属最后一兵亦必战死”等措辞。得知此事后，徐永昌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敌人对我可谓是极尽嘲讽与嘲笑之能事。”8月17日，他又记录道：“今天敌人通过广播再次大肆宣扬方先觉的谈话。被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令人不胜其烦。”于是，重庆与日军果然陷入了“互相攻讦”的境地。
显而易见，局势的发展轨迹已变得愈发清晰：方电一经公布，鉴于其与方之间的“作育”与被“作育”的关联，蒋的政治声誉便与方紧密相连，使得蒋从一开始便陷入了无路可退的境地。当方投敌的消息传至，蒋未待核实便下达反驳的命令，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一次赌博，也凸显了他已无退路的处境。蒋为方进行辩护，实际上是对该案件的首次判决。自此，方投敌的问题便被人为地搅得浑浊不清。事实上，蒋的反驳并无任何事实依据，不过是采取了一种“不耕耘而求收获”的策略，因此，这场历史争议的始作俑者并非方先觉，而是蒋介石本人。
方先觉归，蒋决终。
方先觉归来的传闻，据说发生在11月18日的夜晚，戴笠派遣军统湖南站特工将其从衡阳解救，先抵达芷江，继而又前往昆明，最终于12月11日飞抵重庆。方先觉的归来，使得一度沉寂的事件再次成为社会舆论与高层人士热议的焦点。对于蒋介石来说，这也就意味着是时候对这一案件作出一个了结了。
通过查阅蒋与徐永昌的日记，我们发现他们均在12月12日这一天，不约而同地第一时间召集了方进行会见。在公开发表的蒋氏日记中，关于与方的会面记录仅简短两句：“相见之际，悲喜交加，更兼有恍若隔世的重逢之感。”所谓“隔世重逢”，这一概念特与“来生再见”紧密相连。蒋氏深知其日记将成为后世学者研读的宝贵资料，或许有意留下了这些话语，旨在将他的不求回报的策略贯彻始终。至于徐永昌与方某，似乎并未进行深入的交流。
“方军长历经抗战以来最艰苦的战斗，即便在最危急的时刻，也未曾丧失中华军人的尊严。因此，我们由衷地欢呼：‘我们的英雄归来！我们的抗战精神归来！’”社论结语中更有这样的表述：“古语有云‘知耻近乎勇’，军人更应深知耻辱。真正的顶天立地之辈，必重颜面。方军长及其第十军的英勇将士，正是知耻而勇的典范。”同日，《大公报》还刊登了对方先觉的长篇访谈。记者表示：“众多关心方先生的同胞们，无不因他的脱险归来而欢欣鼓舞！”方答道：“尽管我已重返故土，心中却不禁泛起惭愧之情；既未取得成就，亦未践行仁义之道！”显而易见，方的语气中透露着低沉。
“方归国后的二、三日，贺元晋虽提议召开会议以示欢迎，但当我抬头与颂云对视时，我无言以对，蔚文随即表示应亲自见面慰问。”贺国光，字元靖，当时担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至于“元晋”，可能存在笔误。程潜，字颂云，当时担任代参谋总长。林蔚此时已被调任为军政部次长。这段记载透露，贺国光虽表露出欢迎之意，然而程潜与徐永昌却保持沉默，实则暗含微词。最终，林蔚的观点虽经曲折，终得勉强采纳。此情此景，全然缺乏“悲喜交加”或“久别重逢”的氛围，无论是提议者还是默许者，均显出一种勉强的态度。
唐纵，侍从室的一员，亦出席了这场欢迎盛典。他在记录中提及：“张部长在政治部设宴款待方先觉，餐后余兴未尽。尽管方先觉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却似乎难以掩饰他内心的哀愁！”唐纵精准地描绘了方先觉的神情与心境。毕竟，方先觉身为降将，底气不足，越是被热烈欢迎，他的哀戚之情便愈发难以掩饰。
“方军长的功勋虽胜过张巡，但张巡最终被敌所杀，而方军长则幸免于难，安全归来。或许有人认为方将军不及张巡，实则不然。在唐代，被俘者若不投降便必死无疑。在现代战争中，国际法明文规定不得杀害敌方俘虏。即便日本未恪守国际法规，却也崇拜硬汉，因此方军长才得以幸存。这正说明了时代之不同，不足以玷污方将军的美名。”实际上，关于张巡与方先觉将军谁更胜一筹，何成浚的日记中早已有了明确的评价。
12月30日，重庆各界汇聚了二百余人，共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慰劳总会副会长马超俊在致辞中提到，方先生“不仅赢得了全国同胞的热爱与敬仰，更在全球范围内，即便是对手，也都对他表达了无限的敬佩”。然而，赞誉之词越是堆积，其价值似乎就越趋低廉。方先觉在致答词中言道：“苦守衡阳，最终换来的却是祖先们历经千辛万苦所开拓的每一寸土地逐渐落入敌手，我们实在是愧对民族，成为了不肖子孙。”这位备受全球尊敬的人物，其话语之中仍难掩深沉的哀愁。欢迎活动已基本结束。
宣传的片面倾向并不能彻底压制公众的私下讨论。有位官员曾直言不讳地对徐永昌言道：“河南的战事短短二十天内，城池失守已达数十座，而汤恩伯却仍旧担任总司令一职。” “方先觉投降敌军后侥幸逃脱，蒋介石先生对其慰问备至，各方亦纷纷召开会议表示欢迎。这一切都显得军人无耻，政府和社会似乎都在用无耻来教育人民。” 由此可见，谎言的反复宣扬并不一定能够变成真理。
方等抵达重庆后，一方面频繁出现在各类欢迎仪式中，另一方面他们还需完成一项重要程序，即向主管部门如实汇报情况。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徐永昌记录道：“方先觉前来汇报其经历过程。”然而，关于具体的经历过程，徐永昌并未记载一字。自衡阳沦陷以来，徐永昌不辞劳苦，详尽地记录了关于方氏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在方氏亲自陈述问题之际，徐永昌却选择了一字不记。他的这种回避显得异常。这无疑证明了一个问题：方氏确实证实了其投敌的行径。然而，鉴于蒋介石的否认，以及对方所广泛受到的英雄颂扬，徐永昌陷入了两难境地，最终不忍心落笔。可以断言，若方氏果真未曾有过任何不名誉的行为，徐永昌必会毫不犹豫地将其记录下来。他的回避，实则是一种“意至善而良苦”的举动。
继方师长履行政务之后，其他将领亦相继完成了这一程序。徐记载道：“前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亦前来拜见，并向我述说了他们在衡阳被拘时的经历。”周人谓日本人愚钝，不及我国同胞之能干，唯知顺从而已。”此语出自一位背叛的将领之口。此次，徐永昌按捺不住内心的感慨，挥笔写下评语：“不修品行者，有何能干之用？周人真是昏庸无知。”
伴随着各类庆祝活动的陆续展开，方先觉被委以军职的重任亦正式浮上台面。虽曰“欢迎”，实则是对其的一种认可，然而此类认可纵然屡见不鲜，也不过是象征性的而已。能否消除对方之投敌的嫌疑，关键在于方是否能够重返军职。在此，方先觉将面临一次关键的考验。12月20日，《扫荡报》刊登社论，赞誉道：“方将军及其同仁此次成功脱险，不仅是他们生命的延续，更是其精神的重生。以这颗忠诚与英勇之心，在未来的日子里，当他们再次披上军装，重返战场，必将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守卫衡阳的英勇精神。”此举意在为方重任军职营造舆论氛围。
“午后会议中，讨论了关于辞修是否再次任命方先觉为军长的议题。程颂云［云］不，若是被俘归来，即便在日本亦将遭受极刑，欧美各国亦断然不会再次委以军事重任。郑厅长当时便言，就在数日前，于魏特迈耶处召开的会议中，一位美国武官曾出示一张方先觉与敌方将领合影的照片，却缄默不语。”最终，“关于任职的讨论就此终止”。
郑介民
陈诚，字辞修，当时担任军政部部长一职。魏特迈耶，即魏德迈，彼时已接替史迪威，成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郑厅长，即军令部主管情报业务的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上述记载显示，陈诚力主方继续担任军长一职，而程潜却对此坚决反对。当美军在重庆对方面进行盛赞之时，他们出示了方与日军合影的照片，尽管并未发表任何言论，但这一举动无疑清晰地传达了美军对方的不满与抵制。郑介民恰在此时揭露了美军的这种态度，实则是在表达他的反对立场。最终，关于方任职的讨论因此终止。
方先觉被赋予军职的提议最终被搁置，此决定源于他过往的不光彩行为。然而，方之所以被提议担任重要军职，正是为了洗刷这一污名。因此，这一基于表面现象的决策自然无法得到蒋介石的认同，相关决议仅维持了数日便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决。12月24日，徐永昌记录道：“蒋先生已任命方先觉担任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并兼任第十军军长。”显而易见，蒋此番命令是直接跳过主管部门而直接发布的。蒋并未与决策者进行商议或解释，因为方先觉的任职理由不宜公开讨论。蒋所追求的，仅仅是一个结果，而在这个情况下，结果本身就构成了充分的理由。
蒋此举，实则是对先前否定的再否定，是对其先前指令发表方最后一则电文及反驳日军广播的必然延续。发布任职命令，实则是对方先觉案件所作的二次判决。
方先觉归国之时，一号作战已落下帷幕，史迪威的争议亦告平息。因此，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被重新赋予军职。这一切，主要源于之前种种纠葛。此刻，蒋介石必须对这一事件作出一个圆满的收尾。然而，当该案似乎进入尾声之际，一个新的麻烦不期而至，造成蒋的了却之意欲罢不能，此即中共的介入。
衡阳战役之所以对国共关系的调整起到转折性的作用，乃是因为它引发了战略态势的深刻变化，从而导致了……中共起初并未将焦点集中于追究方先觉投敌的个人责任。然而，在方先觉于12月11日返回重庆之时，恰逢国共双方谈判遭遇新的僵局。蒋介石拒绝在延安与毛泽东、赫尔利共同签署的联合政府协议，导致周恩来于12月7日中断谈判，返回延安。方先觉的归来，恰逢其时，由此引发了国共间的政治纷争。
12月25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刊发了一篇关于方先觉投敌问题的深度报道，其中引用了日军发布的方先觉数篇向敌投降的谈话内容。在将方先觉投敌的罪行坐实后，文章笔锋一转，尖锐指出：“此类背叛祖国的败类，竟在重庆备受追捧，被赞誉为‘中国军人之楷模’，而蒋介石对他们更是‘嘉奖有加’。”将叛国者与蒋介石相提并论，使得批判的矛头直指蒋介石，这样一来，方先觉事件便从重庆与日军的争执升级为国共两党的争执。
批驳一方，却加剧了与该方的紧密联系，使得蒋介石陷入无路可退的境地，不得不为对方全力辩护。1945年2月，蒋介石下令颁发青天白日勋章予方先觉，此举措意在向中共及其他持不同意见者展示立场，亦是蒋介石的第三次重要决断。尽管这枚勋章未能平息围绕它的争议，当年5月5日，国民党于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10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王昆仑出席了相关活动。（中共秘密党员）就方先觉问题质询。唐纵记载：“在上午的大会中，王昆仑就方先觉投降敌军后又逃回后方一事提出质询，外界对此充满质疑。究竟真相如何，恳请军部给出答复。休会期间，总裁发表了讲话……对于王昆仑质疑方先觉的事情，总裁显得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共产党编造的谣言，质问王昆仑为何要代表共产党发言。王昆仑起身进行辩护，总裁情绪激动，猛拍桌子进行斥责。”
唐纵的记载并非孤立之证。徐永昌在其记载中提及，在大会就军事议题进行质询之际，有人提出质疑：“方先觉曾发出殉国之电，随后却又从俘虏身份逃回，政府却加以任用……不久，蒋先生现身发表讲话，指责质询者颇有代中共宣传之嫌，简直如同反对党的代表……并对王昆仑进行了指责，矛头直指提问方先觉者即王昆仑。”结果，原任候补中执委员的王昆仑，在随后的选举中不幸落选。
在六全大会的会场中，拍案而起的激烈指责，标志着蒋方震先生案件的第四次审判结果即将揭晓。
1945年10月10日，正值抗战胜利后的首个国庆佳节，国民政府特此颁布授勋令，以嘉奖在抗战中作出卓越贡献的英勇之士。在此令中，蒋介石、毛泽东等杰出人物荣获胜利勋章，而方先觉等功勋卓著者则被授予忠勤勋章。蒋再次为方披挂上勋章，这已是蒋第五次作出的裁决，亦乃最终定论。然而，真正的定论唯有历史能够作出。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中屡次发生重大投敌事件。方先觉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涉及了一个事实清晰、证据确凿的投敌案件，然而蒋介石却对此置若罔闻，力图掩盖真相，不仅断然否认，而且不遗余力地为这位投降的将领开脱，甚至两次授予其勋章。这并非基于对个人特别的偏爱，而实质上是一场政治的赌注。在处理此案的过程中，蒋介石关注的焦点并非问题本身，而是其背后的联系与导向。在方先觉案与政治纠缠不清的情况下，问题本身被扭曲，这种扭曲及其形成过程，典型地映射出民国时期政治运作中的一些神秘规则。
广州证券公司配资一览表最新,配资头条网,深圳配资网站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